导语：从威尼斯人的海洋婚礼到“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自古以来，人类对海洋或心存敬畏或充满浪漫思情。然而，当科技打破自然神话，一切都悄然改变。为了汲取自然资源，陆地开采之后，利益驱使之下，大公司把触手伸向海底深渊。这里蕴含丰富矿藏，也是无数未知生物千万年来的栖息地。其中代价几何，只有天知道。
以下为《大西洋月刊》对海底勘探和开采的深度报道：
大多数人若非患有慢性焦虑症或受困于虚无主义之绝望，大概不会费劲心思去思索海底。在我们的想象中，海底仿佛是一片广阔的沙滩。但实际上，海底同陆地地貌一样，此起彼伏，有平地、有高山，有绵延的峡谷，有温泉从岩石缝汩汩流出，也有含大量盐分的水流从山坡渗出汇入海底湖泊。
这些高山峡谷也蕴藏着陆地上发现的大多数相同矿物。最早有科学家记录的矿藏大约可追溯到1868年，彼时一艘捕捞船从俄罗斯北部的海底打捞上来一大块铁矿砂。五年后，另一艘船在大西洋海底发现类似矿块，又过了两年，人们在太平洋海底发现了一片相同的矿域。一个多世纪以来，海洋学家不断在海底发现新的矿物——铜、镍、银、铂、金，甚至宝石。与此同时，采矿公司也在寻找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开采这些矿藏。
时至今日，世界上许多大型矿业公司已经启动了水下采矿项目。在非洲西海岸，钻石公司戴比尔斯集团（De Beers Group）正在使用一支专业船队拖曳着机器，搜寻海底钻石。2018年，这些船只从纳米比亚沿海水域开采了140万克拉钻石；2019年，戴尔比斯签下一艘新船，可以以较其他船只两倍的效率搜索海底。另一家公司——鹦鹉螺矿业公司（Nautilus Minerals），正在巴布新几内亚的领海内工作，试图开采海底温泉底下暗藏的贵金属；日本和韩国也在着手实施各自的国家项目以开采自己的离岸矿藏。但是，对这些采矿公司而言，最好的机会是进入公海，这片海域覆盖全球一半以上的海底，所含矿物多于地球七个大陆的总和。
海洋开采至今尚无正式法规约束。联合国将这项任务委托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组织，叫国际海底管理局（ISA）。该组织位于牙买加金斯顿港边缘的两栋浅灰色办公楼内。与大多数联合国机构不同，ISA几乎不受监督，并被划分为“自治”机构，归组织自己的秘书长管理；这位秘书长每年自行在ISA总部召开一次大会，为期一周左右。届时，来自168个成员国的代表从世界各地涌入金斯顿港，聚集在牙买加会议中心大礼堂的半圆桌边。他们的任务不是组织海底开采，而是尽量减少开采带来的伤害——选择允许开采的地点，向采矿公司颁发许可证，以及起草水下采矿准则的技术和环境标准。
编写准则实属不易。ISA的成员一直难以就监管框架达成共识，就在他们讨论废物处理和生态保护的细节的同时，ISA已在全球发放“开采”许可。大约30个矿物承包商已经获得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等广阔海域采矿的许可证。其中一个开采点位于佛罗里达以东2300英里处，那里含有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海底温泉系统，高耸的白色塔尖构成一幅幽灵般景观，科学家称之为“失落之城”。另一个开采点绵延太平洋海底4500英里，差不多是地球周长的五分之一。拥有勘探这些地区许可证的公司轻松拿到大把融资。他们设计并建造实验车，然后把实验车送入海底，一边测试挖掘和开采的方法，一边等待ISA完善采矿准则，打开商业开采的大门。
这些公司若满负荷运作，每年预计可以挖掘数千平方英里。他们的开采工具将有条不紊地沿着海底爬行，挖掘海底面最上层的五英寸。海面船只负责用软管将数千磅沉淀物吸到海面，取出金属物体（即多金属结石矿），然后把剩余的沉淀物倒回大海。有些淤泥中含有有毒物质，如汞和铅等等，直接倒入大海会污染周围数百英里海域。有些淤泥与随着洋流飘荡，直到沉积于附近的生态系统。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一项早期研究预测，每艘矿船每天将释放约200万立方英尺的排放物，足以填满一列16英里长的货运列车。即便如此，文章作者仍称之为“保守估计”，其他的预测结果是这项研究的三倍之多。但无论以何种方式预测，作者最后总结称：“未来将有很大一片区域被这些沉积物覆盖，以至于很多动物无法应对沉积物带来的影响，而整片群落也将因个体和物种的流失而受到严重影响。”
在2019年的ISA会议上，各国代表们聚集于此审查采矿准则。官员们希望文件能在2020年获得批准并执行。在一个温暖惬意的早晨，我（本文作者）飞往牙买加观摩这场会议进程。抵达时，我发现会议中心，代表们人头攒动。穿过迷宫般的走廊，一位工作人员带我会见了ISA秘书长迈克尔·洛奇（Michael Lodge），一名年过半百的英国男士，外表精干，短发，笑容和蔼亲切。他向我挥手示意我落座。在一排俯瞰港口的窗户边，我们开始讨论采矿准则，准则允许和禁止的事项，以及联合国为什么准备动员史上最大规模的采矿作业。
探索超深渊带
一直以来，海洋生物学家对深海关注极少。他们认为海底的崎岖丘陵和峭壁几乎寸草不生。地球上传统的生命形式有赖于光合作用：陆地和浅水中的植物借助阳光蓬勃生长，这些植物又供养大大小小的生物，从整个食物链到主日大餐。因此，我们可以说，地球上一切动物的生存皆依赖植物吸收的太阳能。但由于海平面以下几百英尺即已不见任何植物，且没有阳光，人们自然认为，在深海之下，一个繁荣的生态系统可能性几乎为零。或许偶有有机残骸浮于海面，但也只能维持极少数生命力顽强的水上漂浮物。
直到1977年，两名海洋学家乘坐水下工具开始探索太平洋海底，这一认识被彻底颠覆。在探索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的一系列水下山脉时，他们发现一处约8000英尺深的深海热泉。尽管地质学家们理论上认为这样的深海热泉可能存在，但此前从未有人亲眼见证过。这两名海洋学家进而在泉口周围有了更加惊人的发现：大量动物聚集在热泉口周围。它们不是人们一直以来想象的深海拾荒者，孱弱渺小；相反，这其中有巨大的蛤蜊，紫色章鱼，白螃蟹和体长10英尺的管蠕虫，它们的食物链并非始于植物，而是热泉水中涌出的有机化学物质。
对生物学家来说，这一切不仅代表着好奇。这一发现几乎撼动了他们整个领域的基础。假如缺乏植物的环境也能孕育复杂生态系统，那么进化就不再只是一个生态学范畴的问题。生命可能出现在完全漆黑一片、季度高温、有毒物质肆虐的环境中——一个可能灭绝地球上所有已知生物的环境。“这是一次真正的发现，”进化生物学家蒂莫西·尚克（Timothy Shank）说，“它改变了我们对生物界限的认识。现在我们可以推测，木星卫星上的甲烷湖也能孕育生命，而且毫无疑问，其他行星上也可能存在生命。”
那天冬天，尚克12岁，仍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书呆子。年幼时的太空探索梦想彼时已渐渐抛却脑后，但是深海热泉附近发现的富饶生命给海洋学带来的无限可能，足以满足尚克的无尽想象。完成海洋生物学学位后，尚克接着取得了生态与进化博士学位。他大量阅读全球科学家发表的论文，均与发现的充满未知物种的新泉口有关。所有这些泉口都位于海底——最深的已知泉口位于海底三英里下，而另一种被称为“海底冷泉”的地质特征，让生命在比海底更深的化学池里繁衍生长。没人知道在更深处是否还有未知的温泉或冷泉，但尚克决定穷极一生研究目前地球上已知的最深水域。
科学家根据深度将海洋分为五层。最接近海面的是“光合作用带”，这里植物繁茂；接下来是“暮色带”，黑暗降临的区域；再往下是“深层带”，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有些可以自发光；再接下来是冰冻平原“深渊带”。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海洋学家已经借助水下工具探索过上述四个海层，仅剩下最后一个难以触及的——“超深渊带”，它的英文名称“hadal zone”以古希腊神话中冥界之王哈迪斯（Hades）命名。超深渊带包含海平面6000米（或20000英尺）以下的所有水域。超深渊带因其深度，往往涉及各种海沟，但也有一些深海平原的断面在超深渊带之内。
深海平原同时富含多金属结石矿，探险家们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率先发现了这些矿藏。矿业公司认为，结石矿比其他海底矿藏更容易开采。但是为了从深海热泉或海底山体中开采金属，他们必须先震碎岩石，方法类似陆地上的开采。结石矿是位于海底的孤立岩石，小似高尔夫球，大如西柚，可以较为容易地从沉淀物中提取。结石矿富含多种矿物质。虽然热泉和山体内不乏金银之类的贵金属，但结石矿中的主要金属仍旧是铜、锰、镍和钴等等——都是现代电池中的重要材料。iPhone、笔记本和电动汽车的普及大大刺激市场对这类金属的需求，很多人因此相信结石矿是人类从化石燃料走向电池动力的关键。
ISA颁发的结石矿开采许可证也多于其他海底矿藏开采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大多授权承包商开采单个深海平原。比如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CCZ），从夏威夷绵延至墨西哥，总面积达到170万平方英里，比美国大陆还宽。采矿准则通过后，十几家公司将加速他们在CCZ的勘探，直至工业规模的开采。他们的船只和机器人将使用真空管从海底吸取结石矿和沉积物，剥离出金属矿物后再将残渣倒入大海。这类残渣沉积物将覆盖多少生态系统，我们难以预测。洋流在速度和方向上有规律地波动，因此相同的淤泥卷流会涌向不同的方向，移动的距离和时间也不尽相同。沉积物卷流的影响还取决于它们的释放方式。靠近海面倾倒的淤泥会比倾倒至海底的漂流地更远。流通的采矿准则草案并没有规定倾倒的深度。ISA认可的一项估计是，靠近海面倾倒的淤泥会自倾倒点漂流62英里以上，然而多数专家认为实际漂流距离更远。绿色和平（Greenpeace）组织编撰的学术研究最新调查认为，采矿废物“可能传播数百乃至数千公里”。
和许多深海平原一样，CCZ的断面也位于超深渊带。CCZ的东部边界为超深渊海沟。没有人可以确定，采矿沉积物不会漂移到超深渊带。蒂莫西·尚克眼下在麻省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担任超深渊研究项目的负责人，研究深海已有三十多年。2014年，他带领一支国际考察团完成了对原始生态系统的首次系统性研究。经验丰富如尚克者，仍不清楚采矿沉积物会对超深渊带造成何种影响，因为他对超深渊带包含的生物仍旧一无所知。人类对深海所知究竟多么有限，深海研究究竟多困难，以及行业超前于科技之前会带来哪些危害，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那么尚克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起点。
十年筹备，功亏一篑
我与尚克相识于七年前。那时候，他正在组织国际调查团研究超深渊带。他制定了一项三年计划，来探索每一个海沟：用机器人设备下水探索海沟特征，记录每一个地形轮廓，并收集其中的样本。这个想法要么精彩绝伦要么天方夜谭；究竟是哪一种我无法确定。光是测量浅水区的海床已经让科学家们苦恼不已。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使用绳索和链条以及声学仪器记录海底深度，但全球仍有85%的海底尚未测绘——超深渊带则比其他区域更难测绘，因为这里几乎不可见。
现代工具之发达依旧无法穿透最深的海洋，如果这让你感到惊讶的话，请想象以下在海面下6-7英里处航行的画面。每33英尺的深度会增加一个标准大气压。也就是，当你处于海面下66英尺的地方，你将要承受三倍于陆地的大气压力，若是海面下300英尺的话，那就是10个标准大气压。生活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底热泉口附近的管蠕虫承受着大约250个标准大气压，而CCZ的采矿工具须承受的压力是管蠕虫的两倍多，但仍不及在最深处海沟所需承受之压力的一半。
开发一款能在36000英尺的水下运作的工具——意味着每平方英尺承受近200万磅压力仍完好无损正常工作，其工程量无异于星际项目。打个比方，制造火星漫游车也比这个任务简单得多。想象一下，你拿着大铁锤从任意角度一次或多次捶打iPhone外壳，但外壳仍旧完好无损；或者再举一个更直观的事实，已经成功登陆月球的人类却鲜有抵达地球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
1960年，有两人使用美国海军的精巧装置，首次尝试海底着陆。下降过程中，机器停止工作，开始颤抖。窗户在巨大压力下破裂。着陆时撞击力度太大，扬起团团淤泥，两人呆在海底的整整20分钟里，因为淤泥的缘故，什么都看不清。50年后的2012年，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才又重新开启了他们的冒险。一向高调的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曾计划用外形酷似战斗机的卡通飞行器潜入马里亚纳海沟深入。与不靠谱的布兰森相反，卡梅隆精通海洋科学和工程学。他深入参与水下工具的设计，贡献了不少天才创新，比如可以在不同海洋深度保持浮性的新型泡沫。即便如此，他的船只在下降过程中剧烈晃动且被海水压到变形。最后，勉强着陆后，卡梅隆花了数小时间收集样本，在发现液压油泄露进窗户导致机械臂失灵、右侧推进器熄灭后，不得不提前返回海面，取消进一步的下潜计划。这艘破损的潜水艇后来被捐赠给了伍兹霍尔研究所。
马里亚纳海沟的3-D建模图
最近一次探索马里亚纳海沟的冒险于去年春季完成，发起人是一名叫维克托·维斯科沃（Victor Vescovo）的私募股权投资人。他花4800万美元购置了一艘比卡梅隆那艘更精密复杂的潜水艇。维斯科沃打算登陆世界上最深的五个海沟，他把这次的个人冒险项目成为“五个深渊”（Five Deeps）。他得以成功完成冒险，多次潜入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若他的成就代表了超深渊探索的突破，那么人们也不该忘记，海底深渊的探索仍遥不可及：只有意志坚定的富豪、好莱坞红人以及特殊军事项目才有可能访问这片神秘区域，即便如此，每次尝试也只能分别于指定位置着陆，对我们了解该片其余的深渊环境并无多大帮助。该片区域包括33个海沟和13个被称为“深海漕”的较浅地层。总的地理面积近约为澳大利亚面积的三分之二。就其规模，这片区域也是整个地球上人类了解最少的生态系统。
在没有工具探索超深渊带时，科学家们不得不使用原始方法。一个近百年来几乎鲜有变化的最常见技术：探索船只航行数百英里以找到一个精确位置，然后放下陷阱，等待数小时后，捞起陷阱查看最终收获。这种办法的局限性不言而喻。就好比在飞机下悬挂一个鸟笼，然后在36000英尺高空从非洲大陆上空飞过，最后再试图从鸟笼中捕捉到的昆虫身上发现大草原上的动物的蛛丝马迹。
说了这么多，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尚克打算探索世界上每一条海沟的计划大胆且荒谬。但是他有一支由全球一流专家组成的团队，也有足够的船时应付庞大的任务，并花了十年时间来设计出用于深海探索的最先进机器人工具。机器人工具以海神涅柔斯（Nereus）之名命名。它可以独自下潜到海底，在岩石峭壁间规划路线，用多普勒扫描仪测量海底轮廓，用高清摄像头录制视频，并收集样本；或者它可以通过光缆与船舶相连，这样尚克就可以在船舶控制室的电脑上观察涅柔斯的活动，推动推进器改变机器的路线，用前照灯窥探黑暗，并操纵机械爪收集海底样本。
2013年，探险开始前几个月，我再度联系上尚克，告诉他我希望跟踪报道这个项目。尚克同意让我在后方参与项目。2014年尚克的船队出发后，我在网上跟随船队路线，他们正在太平洋上探索克马德克海沟（Kermadec Trench），尚克正打算将涅柔斯送入海底执行一系列任何。第一次，机器先是下降到6000米深度，超深渊带的上边界；第二次，机器下潜到7000米深度；第三次，8000米；第四次9000米。尚克知道，下潜到1万米是一个关键阙值。这是地球深度的最后1000米：目前已知的海沟深度均不超过11000米。为纪念这最后一次的深度增加以及庆祝项目的成功开端，他给涅柔斯戴上一对银手镯，打算在回家后把这对具有纪念意义的手镯送给自己的两个女儿。然后，他把机器人投入水中，接着回到控制室观察机器人的活动。
随着涅柔斯一路下潜，屏幕上的蓝色海水跟着变成黑色，机器人的前照灯让水中悬浮的残骸现出原形。还差10米就完成10000米下潜深度之际，屏幕突然一片漆黑。控制室内一片寂静，呼吸声清晰可辨，但所有人依旧沉着冷静。下潜过程中丢失视频源相对常见。许是光纤断裂，或者软件出现故障，但不管是什么情况，涅柔斯的程序可以应对紧急情况。它可以自己摆脱困境，减少自重，自己返回水面，并发送蜂鸣声帮助尚克的团队找到机器。
几分钟过去了，尚克等待着机器自启动紧急应对措施，但什么都没有发送。“没有声音，没有内爆，也没有铃声，”他后来告诉我，“只有……一片漆黑。”他整夜在甲板上走来走去，盯着漆黑海面寻找涅柔斯的踪迹。第二天，他终于在海面上看到一些残骸。当他看着残骸一点一点浮出水面，他的心却在一点一点下沉。十年的计划、1400万美元的机器人、一整个国际专家团队——仿佛在超深渊的厚重压力下是那么不堪一击。
两年后，当我们站在另一艘船的甲板上，距离麻省海岸100英里外，准备释放新的机器人时，尚克告诉我说：“我仍对此耿耿于怀。”新的机器人跟涅柔斯无法相提并论。它是由金属和塑料制造的直线型方块，5英尺高、3英尺宽、9英尺长。顶部红色，底部银色，后方有三个风扇，若不注意，人们可能会误以为它是小孩子扔在后院的太空飞船玩具。尚克对新的机器人是否可以完成超深渊探索并不抱有幻想。自从涅柔斯“夭折”后，世上已然再无可以穿越最深海沟的工具——卡梅隆的机器已经退役，布兰森的根本不可行，维斯科沃的还没开始建造。
不过尚克的新机器人也不是没有新的亮点。它的导航系统比涅柔斯的更先进，尚克希望它可以在海沟环境里以更高的精确度活动。但机器人的机身并非为承受超深渊压力而设计。事实上，这个大盒子还从未下潜到海面几十英尺以下。尚克心里也明白，打造一个可以承受海沟底部压力的机器需要数年时间。两年前，看似开启深海科学领域新纪元的努力，最终却以堂吉诃德式悲剧收场。五十知天命的尚克此时不禁在想，再用十年去追逐一个愈来愈遥不可及的梦想是否现实。但是一直以来支撑他的直觉从未改变。尚克相信，探索这些海沟一定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一个神秘的生态系统，孕育无数未知生命。
“如果说这些海沟里面没有热泉和冷泉，我不信，”2016年我们在水面上忙碌时他跟我说道，“他们一定在那里，而且生机勃勃。我觉得，我们会看到之前从未发现过的无数新物种，有些甚至会无比巨大。”他把深海环境描述成一个外星世界，有其自己的进化过程，难以想象的压力造就令人难以置信的野兽。“我的人生有限，”他说，“但我不是后继无人。我们还有三分之一的海洋仍未探索，说起来真是尴尬又遗憾。”
人类破坏怵目惊心
虽然科学家们仍在想方设法探索深海，但是人类的影响早已先行一步。沿海水域的各种破坏，我们早已不陌生：过度捕捞、溢油和污染等等。但是人们时常忽略的一点是，这些破坏对深海海底会有怎样的深远影响。
以捕鱼业为例。二十世纪初，人类对鳕鱼的过度捕捞，使得从纽芬兰到新英格兰的鳕鱼数量锐减；永不知足的消费者只好退而求其次。当北大西洋鳕鱼、石斑鱼和鲟鱼等浅水鱼类如同鳕鱼一样数量大幅下降后，世界各地的商业渔船只好向着更深海域前进。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燧鲷鱼生活安逸与世无争，悠闲地穿梭于6000英尺深的海底山峦间。紧接着，一群渔民迫使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对这种鱼进行改变，从而掀起一阵“罗非鱼”热，这股势头直至二十一世纪初才渐渐消退，曾经默默无闻的燧鲷鱼如今几乎濒临灭绝。
石油生产对环境的破坏也正在慢慢入侵深海水域。被石油污染的海滩照片怵目惊心，自1989年以来引起公众不少关注。那一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Exxon Valdez）触礁，1100万加仑石油泄漏，污染大片阿拉斯加海域。数十年来，这次事故一直是美国水域内发生的最大泄漏事故。直到2010年，另一艘“深水地平线”深海钻油平台发生爆炸，2.1亿加仑原油涌入墨西哥湾。但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后续为了清除油污而投入使用的化学物质，对水下3000英尺处生物造成的毒性，是石油的两倍。
或许这些年最令人担忧的是海洋中发现的塑料漂浮物。科学家们预计，每年约有170亿磅聚合物被冲入海洋，大部分堆积在海底，漂浮在海面的只是少数。就好比一瓶从野餐桌上滚落的瓶子会顺着山坡落入急流，汇入大海一样，海底的垃圾也会渐渐朝着深海平原和深渊海沟移动。海沟冒险之后，维斯科沃表示，他在海底深渊所见的垃圾让他无比震惊。他说，他在一个海沟底部发现了一个塑料袋，另一个海沟底部发现了一个饮料罐，当他抵达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时，他看到一个带着大大S标记的物体从窗外飘过。大海最深处，堆积了各种各样的垃圾——垃圾桶、百威罐、橡胶手套、甚至假人模特的脑袋。
但科学家们才刚刚开始了解这些垃圾给水生生物造成的影响。鸟类和鱼类的消化系统无法分解排除杂物袋，误食后杂物袋会残留它们胃里。2019年，一头幼鲸搁浅在菲律宾海滩死去后，人们在尸检时，从鲸鱼腹中取出近88磅的塑料袋、尼龙绳和网。两周后，另一头鲸鱼在撒丁岛搁浅，它的胃里有48磅塑料盘和吸管。有些珊瑚不喜食物却更爱食用塑料袋。它们就像贪吃零食的孩子一样，只吃塑料袋而不吃提供营养的食物。塑料上滋生的微生物数量也在激增，数量上的爆炸性增长让它们得以取代其他物种。
若你觉得海洋中的细菌种群统计不足为惧，那么你或许还不知道，海洋微生物对人类和地球健康至关重要。陆地上产生的二氧化碳中，有三分之一为水下生物吸收，包括2018年在CCZ刚刚发现的一种物种。发现该物种的研究人员虽然不知道它是如何从环境中吸收碳的，但是他们的发现结果表明，它们每年至少贡献了海洋吸碳总量的10%。
我们对海洋微生物的了解，大多来自于遗传学家克雷格·文特（Craig Venter）。虽然文特因人类基因组计划竞争而闻名于世，但他本人的兴趣并不局限于人类DNA。他希望学习遗传学语言，以创造出具有实用功能的人造微生物。在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后，他花了两年时间环游世界各地，将瓶子放到海洋中收集水中的细菌和病毒。等他归来时，他已经发现成千上万种新物种。他在马里兰的实验室开始对这些物种进行DNA测序——这一过程发现了6000万个独特基因，数量是人类基因的2500多倍。然后，他和他的团队开始筛选出有用的基因，用来制造合成虫子。
文特现在住在南加州一栋超现代的房屋里。某一个晚上坐在他家沙发上闲聊时，他讲述了盐水微生物如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现代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他从海洋中提取的一种细菌可以吸收碳并排出甲烷。文特希望将这种细菌的基因整合到专门寄生在烟囱内和循环排放过程中微生物DNA内。“他们可以吸收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碳，然后转变为甲烷继续用来作为工厂的燃料，”他说。
文特也在研究对医学有用的细菌。微生物可以产生多种抗生素化合物，这是它们保护自己的武器。这些化合物大多也可用于杀死感染人类的病原体。市场上几乎所有的抗生素药物皆源于微生物。但病原体本身也会进化发展，对这些抗生素产生免疫性。“我们正在研发新的药物，”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传染病学专家马特·麦卡锡（Matt McCarthy）告诉我说，“但其中大多数与我们已有的药物仅略有不同。现在的问题是，细菌很容易对这些药物产生抗性，因为新药物跟原来已经失效的药物十分相似。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系列全新化合物。”
文特指出，海洋微生物产生的化合物与陆地微生物产生的化合物完全不同。他说：“每毫升海水中有超过一百万个微生物，因此从海洋环境中寻找新抗生素的机会非常高。”麦卡锡表示同意。“下一代超级药物或许就藏在海洋深处，”麦卡锡说，“我们需要研究深海微生物，因为他们制造的化合物我们前所未见。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找到治疗痛风、类风湿关节炎或其他疾病的药物。”
海洋生物学家尚未对超深渊海沟中的微生物进行过全面调查。常规的水采样工具无法在极端深度下发挥作用。而工程师们才刚刚着手开发这类采样工具。深海平原的微生物研究稍先进一些。科学家们最近才发现，CCZ富含的物种异常丰富。夏威夷大学海洋学家杰夫·德拉赞（Jeff Drazen）告诉我说：“我们在深渊平原采集过很多样本，这里的物种多样性无出其右。”他还说，这里大多数的微生物生活在矿工打算开采的结石矿上。“当你们把矿石从海底打捞上来时，一个沉淀了千万年的生物栖息地就此被破坏。”其他海洋地区能不能发现这些微生物还是个未知数。德拉赞说：“很多移动性较低的微生物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
德拉赞是一位学术生态学家；但文特不是。曾经有人指责文特试图将人类基因私有化，也有很多批评他的人认为，他试图通过创造新微生物来扮演上帝角色。他显然不反对利润驱使的科学研究，但也不惧怕与大自然较量。但是，当我提到他对深海开采前景的看法时，他大为震惊。“在深海开采，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他说，“这些采矿公司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应该先进行严格的微生物调查。在我们还没有弄明白这些微生物以及它们的作用之前，就大肆干涉和破坏，实在鲁莽。”
深海平原克拉里昂-克利珀顿海域带
所谓的“开采海洋以拯救地球”
矿业公司高管却坚称人们对他们的海洋工作有误解。有人大张旗鼓地把海洋采矿业描述为充满情怀的未来冒险。鹦鹉螺矿业公司的勘探经理约翰·帕里亚诺思（John Parianos）最近就跟我说：“没有哪一个男人和他的宠物狗不对登月充满兴奋之情。就好比斯科特探索南极，或者被冰雪围困的英国探险队。”
鹦鹉螺公司在采矿行业的地位十分奇特。它是最早从事海底开采的公司，也是最不稳定的公司。虽然鹦鹉螺已经获得巴布新几内亚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以从近海泉口提取金属矿物，但新爱尔兰岛附近群岛的居民竭力反对公司的采矿项目，称采矿操作会破坏这里的海洋栖息地。当地和国际活动人士不遗余力地进行负面宣传，赶走投资者，让公司陷入财务危机。鹦鹉螺公司的股价一度高达4.45美元，如今每股价格不到一美分。
帕里亚诺思承认，鹦鹉螺危机四伏，但他认为批评者十分幼稚。他说，海底矿藏与其他任何自然资源并无二致。利用自然资源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看看你周围，不是地里长的就是开采的，”他说，“所以我们才叫它石器时代，因为这个时候正是人类开始开采的时代！开采让我们的生活比石器时代以前的更好。”帕里亚诺思强调，创建ISA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承诺“确保对海洋环境的有效保护”，减少采矿的影响。“海洋法没有支持海洋环境破坏，”他说，“但是海洋法也没有说你可以为科学目的勘探海洋，但不能为赚钱目的勘探海洋。”
DeepGreen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有更崇高的说辞。DeepGreen既是鹦鹉螺矿业公司的产品，也是鹦鹉螺矿业公司的应对策略。鹦鹉螺的创始人大卫·海登（David Heydon）在10年前成立鹦鹉螺矿业公司，十年后，在2011年，海登又创办了DeepGreen，新公司的领导层多为鹦鹉螺前高管和投资者。他们力图将DeepGreen定位成一家以开采海洋来拯救地球为使命的公司。他们制作了一系列奢华手册，来解释我们对电池金属资源的新需求。公司首席执行官杰拉德·贝伦（Gerard Barron）则热忱地宣传开采结石矿的好处。
他对海底采矿的看法简单明了。贝伦认为，如果我们继续燃烧化石燃料，地球终将走向毁灭，而过渡到其他形式的能源则会导致电池生产量的大幅增加。他以电动汽车为例：一辆电动汽车的电池需要消耗187磅铜，123磅镍，以及15磅锰和15磅钴。假如我们地球上一共有10亿辆汽车，把这些汽车全部转换成电动汽车的话，陆地上所有现有资源几倍的量都未必能够满足这些需求，而开采现有金属资源已经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例如，世界上大多数钴矿开采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南部身份。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儿童在矿洞里没日没夜地劳动，吸入大量有毒烟雾。陆地上的镍矿和铜矿开采也分别对环境造成不同的损害。由于ISA需要将部分海底开采的利润分配给发展中国家，整个行业需要给依赖传统采矿为生的国家提供不影响他们环境和人民福祉的收入。
DeepGreen代表的是矿业公司的价值官观转变还是仅仅是营销手段的改变，这个问题我们且不去说，但公司的努力毋庸置疑。DeepGreen确实开发了技术，以将沉积物倾倒回海底时把损害降到最低，贝伦也经常参加ISA会议，大力提倡制定法规以强制低影响排放。DeepGreen对结石矿的开采有十分节制，贝伦还时常公开指责鹦鹉螺的同事们爆破仍旧处于部分活跃状态的海底火山。“鹦鹉螺的那些人，他们做他们的事情，我管不了，但我不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有益于地球，”他说，“我们是开采矿藏，但我们也要把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一旦走下去，再无回头之路
在我坐下来与ISA秘书长迈克尔·洛奇交谈之前，我一直在思考贝伦这些高管提出的辩解。在我看来，海底采矿确乎存在一个认知上的问题。燃烧化石燃料的危害与陆地采矿的影响诚然无可辩驳，但掠夺海洋资源的代价我们绝无从知晓。海底还有多少未知生物等着我们去发现？有多少必不可少的恢复办法？以及，我们真的有办法去评估目前对其一无所知的地貌价值吗？世界上充满了不确定的选择，没错；但是选择之间的对比却从未如此鲜明：一边是气候变化危机和劳动力压榨，一边是无可估量的风险和可能性。
我想到了超深渊带。那里或许从未受到采矿的影响。深海平原上开采产生的沉积物或许早在接近海沟边缘之前就已经沉淀下来——但是超深渊带整体的神秘性始终在提醒我们，我们所知甚少。从海平面以下20000英尺到36000英尺，几乎一半的海洋深度远在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外。数月前，当我前往伍兹霍尔拜访尚克时，他向我展示了他们开发的最新款机器人原型。他和他的首席工程师卡西·马查多（Casey Machado）在卡梅隆捐赠的泡沫基础上，在以及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帮助下，设计了这款原型机器人。这是一台名叫俄耳甫斯（Orpheus，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的微型机器，可以穿梭于海沟之间，记录地形并采集样本，但除了这些没有其他多余功能。这一次，尚克不再能够通过视频源来控制机器或观察进度。这时我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尚克就此放弃探索海沟的梦想，或许我们真正了解超深渊带的时间还要往后推好几十年。
矿业公司或许会承诺在对周围环境造成最小损害的前提下进行海底开采作业，但是相信这些需要信念。人类的历史，意外后果的铁律以及不可避免的错误等等都在消磨这份信念。我希望从迈克尔·洛奇口中了解，作为一个联合国机构，它会如何选择接受这种风险。
“为什么一定要开采海洋？”我问道。
他沉思半晌，皱起眉头，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使用‘一定’这个词。为什么一定要在某个地方采矿？因为那里有矿，就在哪里开采。”
我提醒他，数个世纪的陆地开采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热带岛屿化为荒地，原本郁郁葱葱的山顶岩石裸露，地下水被污染，物种灭绝……我进而问道，鉴于陆地开采的巨大破坏，我们还能这样毫不犹豫地把手伸向大海吗？
“我觉得这有点杞人忧天，”他耸耸肩膀说道，“开采区域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你在制造环境干扰，但我们可以找到办法控制这个影响。”我随后指出，沉积物会随着洋流漂移，影响矿区以外很远的地方。他回答说：“没错，这是另一个主要的环境问题。有沉积物卷流，我们需要应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白卷流的原理，我们也在进行试验，相信可以帮到我们。”言语之间，我意识到，对于洛奇而言，这些问题不需要反思——或者说，他不认为反思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作为ISA的秘书长，任务是促进采矿工作，而不是质疑这样做的本身是否正确。
我们又聊了20分钟，谢过他的好意后，我又回到了会议室。那里，代表们已经开始发表有关海洋保护和电池技术前景的演讲。采矿准则的某些细节（技术要求、监管流程、利润分配模式等）仍存在一些异议，所以投票通过这项准则还需要等待一年时间。我注意到会议室后方有一群科学家在旁听，他们是深海管理组织（Deep-Ocean Stewardship Initiative）的成员。该组织成立于2013年，旨在应对深海环境面临的威胁。其中有一人正是杰夫·德拉赞。他刚才夏威夷赶来，脸上带着疲惫。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约到外边走走。
院子里零星散落着几把椅子和桌子。我们找了一处坐下，闲聊。我问他，怎么看待采矿准则的延期实施——代表们打算在这个夏天重新审核准则内容，之后大规模开采作业或许将就此启动。
德拉赞翻了一个白眼，随后叹气道：“一个比利时的团队现在就在CCZ测试组件。他们打算在海底运行车辆，挖掘泥土。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千万年来，人类没少改造地球表面，但这一次的规模前所未有。我们要开采的是一大片栖息地，一旦走下去，再无回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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